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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父母结良缘,故乡在四川。报国东北走,转战煤矿酣。疏散到辽源,吾生50年。入学求知旺,文体皆争先。群师付浓爱,立志飞高远。文革邪风紧,老幼心熬煎。事事手勤做,学理生活艰。山乡锻知青,求学美梦断。七载农事苦,风雨砺志坚。自学有乐趣,教坛频辗转。英音政劳技,实践多双兼。兴趣爱好广,琴棋歌武酣。谱曲慰忠魂,写歌激童欢。17年学自办,进取乐钻研。上网多乐趣,获知扩胸宽。忧民忧生灵,低碳生活俭。乐赏天下美,愿交众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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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实事求是,大美良心!  

2015-04-14 20:53:34|  分类: 整理编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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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又发现更多关于曾彦修老前辈坚持公正、实事求是的动人故事。于是把搜到的两处文章合并,又略微做点删减。使文章简练些。留存这里,以资纪念!

【编辑】 实事求是的良心! - 灵飞 - 灵飞家园 知识花妍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 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曾彦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3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曾彦修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

       曾彦修,笔名严秀,1919年7月生于四川宜宾。1938年2月入陕北公学并参加革命,同年3月入中国共产党,5月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春后,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央宣传部干事、编审,中央图书馆代主任,新华社评论组组员、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资料研究室主任。1949年8月赴广州参与创办《南方日报》,后任总编辑。1950年3月后,任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社社长、华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1954年5月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6月任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编审。“文革”中受到迫害。1978年夏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筹备组成员。1979年9月起先后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1983年12月离休。

       曾彦修是中共十二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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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实事求是的良心! - 灵飞 - 灵飞家园 知识花妍
   曾彦修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他1949年南下,参与创办南方日报,任首任总编辑、第二任社长,南方日报脍炙人口的创刊词《新的中国,新的广东》就是他执笔撰写。他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微觉平生未整人》、《平生六记》等,主编《鲁迅选集》(两卷本)等。

       反右斗争中,曾彦修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又是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党内右派分子。这时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组长,正是他在主持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他这右派分子是自己决定划的。这大概是绝无仅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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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生六记》 曾彦修著  北京三联出版  2014年8月

     曾彦修的《平生六记》记下他经历的六次政治运动:镇反运动、土改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斗争和四清运动。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头等重大事件。这本书很具体地记下他个人在这些运动中的经历,完全无意于展示运动全貌,可是正如胡适所说“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平生六记》的记载是一部真正的历史。

        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称《党史》)中说:“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敌我矛盾还很突出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镇反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49页)对于这样人命关天的事情,当时的偏差,或者说草率到什么程度,在曾彦修的这本书里有点儿反映:1951年4月在广州市,一次就处决人犯140多名!“其中有个解放前的省教育厅长×××。经记者了解,是解放广州后从香港公开回来的,这人要处决究竟是怎么回事?”(第20-21页)这就能给人们一点具体印象了。

        土改运动中,曾彦修率领一个两三百人工作团到广东云浮县做土改工作。他在书中这样描写当年流行已久的工作模式: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必须绝对地、长时间地“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建立或重建阶级队伍之后,才能谈得上进入斗争,如反霸、斗争地主等阶段;之后是分田阶段;再之后是建党建政、动员参军等阶段。再之后,又是另派工作队来搞“复查”等等;一个否定一个,一个说前一个“右倾”。已形成宪法,半点不能移动。……工作队动不动就要换三几次。翻烧饼、煮夹生饭,一次一套,统统反右,从不反左,不把农村搞得稀烂才怪。(第3-4页)

       三反运动,即所谓“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当时把运动对象称为“老虎”,所以又叫打老虎运动,《党史》高度评价这个运动的意义:“‘三反’运动,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不过也承认了“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由于推广‘作出具体计划’,定出必成数、期成数,并根据情况发展追加打虎数字’经验,要求对有贪污嫌疑人‘大胆怀疑,搜集材料,试行探查’,许多地方和部门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第161页)至今还有人写文章称三反运动是一次反腐败的重大举措,予以充分肯定。

        可事实呢,那时曾彦修是《南方日报》社长,他在书中说了他所见情况:这些“老虎”,都是硬逼、硬打出来的,根本上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找些事情来附会上去罢了。比这更严重的事我都体验过,所以我能判断这些全是假的。我一看这些“老虎”,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可能在进城后,就立刻变成贪污分子呢?这些人,有些比我参加革命还早啊!他们中哪个不是经历过多年苦斗,不惜牺牲生命来干革命呢?有些人还经历过几年艰苦危险的游击战争锻炼,怎么一进城几天就变成贪污分子呢?…… 我根本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第14-15页)

          书中提到两个登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的“大老虎”:南方日报副社长杨奇和华南革命大学副校长罗明,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

罗明、杨奇同志半正式平反后,报纸也照样在头版头条黑体通栏登出他们平反的事情——不过未用“平反”二字。(第16页)

       1955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由反胡风发展而成的肃反运动开始,各单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成立“五人小组”领导运动。曾彦修担任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组长。可是曾彦修是怎样做的呢?书中说:

      我在人民社以第一副社长名义,大约从反胡风后期起即奉命担任单位的“五人领导小组”(单位最高权力机关)组长,我不得不负起责来,一一把事情弄清。1956年,我只能重点对人,而不是对书了。就是说,不务正业了。但我绝不是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几乎全是为了脱人于难或脱人于困而忙。(第129页)

       这里以他对于戴文葆的历史问题处理一事为例。几个月前,陆定一就已经向王子野、又向曾彦修两次提出戴文葆的“特嫌”问题,在肃反运动中,戴文葆当然成了必须重点审查对象。他找戴本人深谈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特嫌”问题并不成立。但必须找出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于是他一再派人出去调查,终于找到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过硬铁证。书中说:1955年至1957年春,人民出版社内部肃反中(即未公开动员,未号召检举自首等)最突出一个成绩就是在强烈压力下,我们仍然十分肯定地为一个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非常肯定结论。(第42页)

            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五人小组,有这样的组长,在肃反运动中应该说是一股异数,才能做到“我们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第44页)许多单位的情况都不是这样。

       现在人们要了解当年肃反运动总体情况,也不必看许多材料,只要看看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0-569页)一篇就够了。社论提供了官方数字。一个数字是“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有8万1千多名”;又一数字是“在肃反运动中,还有130多万人弄清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给130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也就是说,肃反运动对于这130多万肃反对象来说,是肃错了。肃对了的8万1千多人,加上肃错了的130多万人,列入斗争面的当在140万人以上。约占当时500万知识分子总数四分之一强。四个知识分子中就有一个肃反对象。这就是肃反运动的规模,而以140多万做分母,以130多万做分子,错案率高达94%强!这就是说,每100个肃反对象中,只有6个在运动结束时被定案为反革命。换句话说,运动结束时,每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都有16个不能定案的斗争对象作陪。这两个数字就决定了肃反运动必定搞得一塌糊涂。曾彦修的这一章回忆的标题是“肃反记无”。说的是人民出版社的肃反运动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看了胡乔木在这篇社论里提供的数字,就可以明白许多单位的肃反运动都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运动的“成绩”,只是130多万错案和冤案,只是这130多万人及其亲友的满腔怨气。

            反右斗争中,曾彦修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又是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党内右派分子,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批判他的文章,引题特别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不过这时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组长,正是他在主持本单位反右派斗争。他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决定划的。

        曾彦修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右派言论,是他在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上发表答黑板报记者问里,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都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来说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时容易受到腐蚀的意见。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里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黄秋耘文集》第四卷《风雨年华》,第156页)7月13《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批判他时正是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他当然知道,被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不过是造舆论的需要,真正原因还不在这里。书中说:“我之划右,恐怕与我彻底否定戴文葆是‘特嫌’之事有关。”这是真的。这才是他被打成右派更根本的原因。这也并非曾彦修一人的遭遇,就是这么一种体制嘛。举个许多人都知道的类似例子: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参与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一案时,主张实事求是,没有按照领导意图办案,结果自己被打成右派了。

       曾彦修划为右派的经过。有一点与众很不同。书中说: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五人小组讨论更困难了,几次定不下来,无一人对我列入“右派”表示赞成。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引者按:他们是五人小组成员)仍久不表态。因为平时关系好,哪里“反革命”要来就来呢!我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这里,除陈原同志外都是老“运动员”,亲身经历很多。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啊!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经我详说后,算是说服了五人小组,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罢,不然,未来的确可能更严重。这样,五人小组就算通过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内的三四个“右派”名单的报告。(第148-150页)

       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这样的右派分子,恐怕绝无仅有。曾彦修就这样成了右派分子。可是这篇《反右记幸》说,这是他的幸事: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身而为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第125-126页)

       两难选择,是什么人都碰到过的。可是像在“五人小组组长”和“右派分子”二者之间选择,却是只有曾彦修碰到了。

           按运动先后次序,《平生六记》中最后一记是《四清记实》。作者说:1964-1965年,这一年或一年多我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群众印刷厂,参加了全过程的“四清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河北省某县某乡或某村开始的,叫“××经验”,当时广泛风传出来的要点,是说我们农村的基层党政组织全都“烂了”,全部要上面组织工作队到农村去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夺回基层党政大权才行。这个报告,在全国对党内的干部做过广泛传达。(第45页)

         这里的“河北省某县某乡或某村”,我以为大可以写明是“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经验”也大可以写明是“桃园经验”,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之隐讳了。

        据我看,四清运动目的就是要寻找或说制造为大跃进的失败承担责任的替罪羊。具体做法是,在社会底层,把一切有可能找出毛病的人,首先是基层干部,“清”成有各种问题的人,让他们充当积累了许多不满的公众的泄愤对象。作者写了他参加四清工作队的经历,书中细写了他经办的十个案例,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有各种“问题”的人是怎样在屈辱和恐惧中捱日子的。而他们的所谓“问题”,又简直是颠倒是非的无端陷害。曾彦修在这里负责清查了30来个人的问题,他可不是努力在本来毫无问题的人身上“清”出问题来,而是努力脱人于罪,还他清白之身。像查明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其实仅仅是同名同姓;查明一个被认为汉奸的人其实是我们指定的两面村长;查明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反革命资本家”,原来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他都是这样办的。书中说:“问题弄清后,这30来人的结论全是我一人起草。正因为我参与了每个人的全部审查过程,因此基本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奇怪的是全部被认为或被怀疑为有大小政治问题的30来个人,最后都一一弄得清清楚楚,一个人也够不上有问题。”(第103-104页)

       让基层干部承担大跃进失败责任这个意图收效甚微,四清运动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于是另出新招,调整部署,把打击方向调转一百八十度,由打击基层干部改变为打击高级干部,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书中说:“我们工作队于1965年深秋或1966年初春,在工作了一年多撤离工厂后,不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平生六记》虽说只是个人经历的回忆录,我看也是一个人的政治运动史,它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映,比众口一词的正史更深刻、更生动,在细节上也更符合事实一些。【编辑】 实事求是的良心! - 灵飞 - 灵飞家园 知识花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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